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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能不能出成果，出多大成果和多长时间出成果固然与科研人员有关，包括探索的方向是否正确、路途是否坦荡、科研人员的水平是否一流等，但是最根本的还和一个国家所采取的科技政策有关。
在干细胞研究上不同的科技政策逐渐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是科学政策影响科学成果的典型事例，其代表性国家就是美国和新加坡。前者出于种种原因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实行限制和反对，而后者则以灵活的伦理原则对待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因而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结果：前者本来是科技先进的国家，但在干细胞研究上落后了；而后者却在干细胞研究上犹如一匹黑马，后来居上。 ■不同的科技政策 ，一些国家同意治疗性克隆研究，即可以用人类胚胎培育和提取干细胞，以治疗疾病，但反对生殖性克隆，即克隆人，这些国家有英国、新加坡和我国等。但是，也有一些国家无论是治疗性克隆还是生殖性克隆都一概禁止，代表国家就是美国。实际上，这就是不同的科技政策。 美国总统布什于今年7月19日首次动用否决权，驳回了一项编号为“H.R.810”的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法案。其理由是，“这项法案支持利用无辜的人类生命为其他人牟取医学利益，它（胚胎干细胞研究）超越了我们这个正派社会应当尊重的道德界线，所以我否决了这项法案。”对此，白宫发言人斯诺又做了进一步补充，“布什认为谋杀（胚胎）是错误的……为了科研目的，给予生命，又让它死去，总统对此无法接受。” 当然，对于布什政府的这种显然是保守的政策有相当多的人是非常不满的，这种保守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让其他国家，如英国、新加坡、韩国等的干细胞研究加快了步伐，并远远地走在了美国的前面。布什的这一做法在国内也遭到了不少公众的反对以及政治人物、科研人员和生物医学专业人员的强烈不满和抨击。 但是，新加坡对干细胞研究的政策却与美国大相径庭。相对于美国布什政府严格限制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政策，新加坡在对待人类胚胎方面的伦理理念吸取了国际生物医学界一个公认的标准，即发育到14天以内的人类胚胎不能算作生命，可以允许对其研究，包括用来培养干细胞。 ■不同的结果 由于布什政府对干细胞研究持一以贯之的限制政策，从2001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用于干细胞研究的经费仅为6500万美元。这对于科技领先的世界强国美国来说真可谓杯水车薪。此外，由于政策的限制，一些科学家要么流向他国，要么在暗中进行研究，则进一步造成美国干细胞研究的落后。 相反，由于新加坡宽松的科技政策，不仅得到政府资金上的支持，而且吸引了全球干细胞研究领域的部分一流专家学者前往新加坡。新加坡政府已经投资3亿美元用于干细胞研究，该国集研发中心、生物科技创新公司及国际大药厂研发办公室的Biopolis已经吸引了来自全球50个国家的一些顶尖科学家，比如，1996年全球第一只克隆羊“多莉”的研制组成员之一科尔曼就投身到其麾下；同时也包括早在2002年就从动物胚胎中克隆出干细胞的斯里兰卡藉胚胎学家邦索(任职于国立新加坡大学)。 然而，事情的结果还不仅于此。就在今年7月27日，新加坡生物科技公司ES Cell国际宣布培育出了8个全新的人体胚胎干细胞株，今年底就可以供应给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使用。这个成果发表在7月底的世界权威学术刊物之一的英国《自然》杂志上。这意味着胚胎干细胞研究跨出了新的一步，即从过去主要是从动物（小鼠）培育出对人不太安全的干细胞，到今天培育出对人相对安全的同类干细胞。 ■不同科技政策的深层原因 各个国家制定不同的科技政策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是都可以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和一个国家目前在世界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等方面来分析。 以美国而言，由于它处于全球科技、经济的最优行列，限制干细胞研究似乎并未威胁他们的科技地位，毕竟他们有多年的积累，而且聚集了全球的大批优秀科技人才，包括绝大多数的诺贝尔奖得主。导致美国政府奉行保守的干细胞政策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布什本人和相当多美国人的文化观念，即是对人和生命的保护意识、人权观和保守的宗教观。60%的美国人认为宗教是其生活的重要因素，而即使没有把宗教视为其重要的生活内容和价值判断的人，也有相当多的比例认为应当以尊崇自然的方式生活，也就是反对流产和用胚胎作研究，他们认为后者意味着毁灭生命。 新加坡倡导的是科教立国，而且极欲以科学成果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并通自己的成果让这个立国较迟的新型国家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或更高的地位。所以，他们在对待干细胞这样尖端但比较敏感的问题上没有太多的顾忌，因而才会有宽松和支持的政策。 由此，在干细胞研究上，美国和新加坡出现迥然不同的结果似乎是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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