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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最近发表文章指出，黄禹锡事件给那些急于冲向生命科学前沿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训是：不要试图像大量生产汽车或计算机芯片一样克隆人类细胞；一事件让韩国政府终于明白：生物技术不是施展其产业化政治野心的舞台；通过在电子或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先技术，韩国走到了其他国家的前面，但生物技术与它们不一样，生物技术是一个充满争议与批评的前沿学科。
韩国大学的历史学家Choi Jang-jip是该大学亚洲研究所的负责人，据《韩国时报》报道，他批评韩国政府在将黄禹锡推举为“国家英雄”后，却无力恰当监督其工作，他说：“黄禹锡事件是卢武铉政府促进科学发展的政策的产物。这一事件与政府的妄想和贪婪有密切关系，政府总是期望韩国在国际生物技术领域占一席之地。” Choi Jang-jip指出，政府全力促进黄禹锡的研究，将这位克隆专家推举到了超级巨星的地位，所形成的环境将所有的批评和争论都拒之门外。他说：“基于黄禹锡的研究成就，再加上民族沙文主义和爱国主义，政府制定政策全力支持和资助黄禹锡的工作，由此产生类似法西斯主义的环境：压制批评和探索真实的自由。”他认为“黄禹锡事件是民主倒退的一个缩影”。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韩国模式让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由羡慕而生妒嫉：通过集中国家力量支持目标工业和快速产生结果，韩国如今已成为世界第11大经济力量，韩国这样做的目的是挑战日本在半导体和造船业方面的霸主地位。在过去3年中，韩国政府在生物技术领域也采用了相同做法，让黄禹锡一路飞黄腾达，星光灿烂。 但是在1月10日，随着这颗超级巨星的砰然倒下，韩国政府的这一切努力灰飞烟灭。维也纳大学教授Herbert Gottweis负责研究全球干细胞研究规范，他说：“对韩国政府来说，黄禹锡是通向生物技术革命的一条捷径。”“政府希望快速向前，黄禹锡就成为拉动这驾马车的人。”“韩国政府将模式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基础上”。 在前后两个星期内，Oh Myung不再担任韩国科学和技术部部长职务，卢武铉总统的科学和技术顾问、黄禹锡2004年《科学》论文的共同作者朴基荣递交了辞呈。检察机关搜查了黄禹锡等人的办公室、实验室和家，禁止他和其关键同事旅游和出境，并将以欺诈罪起诉他。 分析家们指出，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韩国长期以来都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而经济的不景气和朝鲜的核危机更加剧了这种不安全感，因此政府不顾一切地要塑造一个国家形象，黄禹锡成为了这种期望和压力的背负者。 黄禹锡的故事让韩国人发狂：他更像一位刻苦工作的人而不是一个天才，他说自己从来没有休假日，他将自己的工作比喻为“让韩国的国旗在全球科学的高山上飘扬”。在实验室内，他是一位令人生畏的管理者，作为实验室最高的管理者，他曾收集女性职员自愿捐赠卵子的签名信；在实验室之外，他是个备受欢迎的演讲者，他向检察官、法官、学生和总统身边的人鼓吹干细胞研究的重要性。当批评家指责他过多地参与社会活动时，他说自己是“生物技术的福音传道者”。 在学术上，黄禹锡则是一个独断独行者。首尔国立大学的调查报告指出，除了帮助他采集卵子或借出其名字外，黄禹锡论文的部分共同作者其实根本没有为这些论文做出过贡献。 黄禹锡最初在韩国出名是在1999年，当时他声称自己培育出了克隆牛。但是直到2003年卢武铉就任总统职务后，黄禹锡才成为国家英雄。韩国将大量的经费注入黄禹锡的研究，将他的工作描述为“下一代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在股票市场，投资者们疯狂抢购一切有“生物”字样的股票。 Jang Sung IK是韩国《环境》期刊的首席编辑，他说：“政府要为创造出‘偶像黄禹锡’负最大责任。它给人们一种幻觉，即黄禹锡的技术是一只能下金蛋的鹅。” 《纽约时报》指出，黄禹锡的第一篇人类干细胞论文发表于2004年2月，但直到2005年初，韩国政府才颁布了一条规范高敏感性研究的法律，而制定法律的12人委员会中有7人是政府部长。参与制订这条法律的首尔国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Chin Kyo Hun说：“这一生物伦理法律只有极少部分涉及到生物伦理的保护，基本上所有的规定都是为黄禹锡提供法律的支持。” 通过将“重要的”论文发表在国际最顶尖的《科学》和《自然》等期刊上，黄禹锡达到了迅速成功的目的。他说自己“打开了干细胞研究的大门，现在只剩下一些等待开启的小门”。日本过敏和免疫学研究所的研究员Robert Triendl说：“黄禹锡传达的信息让韩国政治机构非常激动，因此，一步一步地，他们将他置于前所未有的超级地位，却没有弄清楚他做的工作究竟是什么。” 亚洲生物伦理协会的负责人Song Sang Yong说，黄禹锡事件的教训是，在生物技术领域，增长不是所有的事，在这个领域中]一个国家在每一步上都应该小心谨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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