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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3·l 5”是让每个消费者都感到亲切的日子,十几年的时间已经让“3·15”由国外一个普通的纪念日演变成中国消费大众一个维权的节日和一面维权的旗帜。我想,作为消费者,在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一定会有特别的关注。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告诉我在平时的消费生活中最关注的是什么?我们来做一个现场的调查。 观众:我比较关心药品安全性的问题。我想药品毕竟不是一般的商品,是人命关天的东西。在很多时候,消费者不能决定吃什么药和不吃什么药,所以我们更关注药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观众: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更关心食品安全。因为民以食为天,我更关心食品安全的立法和体制。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想知道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的大好形势下,国家会怎样通过依法行政、加强监管来确保我们老百姓的饮食安全。 主持人:我想刚才每位消费者谈到的都是和我们的消费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食品、药品等特殊商品在消费领域一直备受关注。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在这方面非常有发言权的嘉宾,他就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先生。而且在药厂工作了很多年,从生产到研发,从低端到高端做了很多工作。我特别想知道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对您为人处事有什么影响? 郑筱萸:药品关系人民生命健康,是救死扶伤的。这个行业特别讲究责任,特别讲究科学性。 主持人:那您会把这种科学性带到工作和生活当中吗? 郑筱萸:我就是这么做的。 主持人:您曾说过,天大的事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刚才一位消费者用人命关天来形容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作为主管食品和药品安全的局长,您觉得这个形容贴切吗? 郑筱萸:我觉得非常贴切。我看到过许多因为假药劣药而受苦,而且我自己也有亲身体会。 主持人:您自己也有亲身体会?这是大家所不知道的。 郑筱萸:我刚在药厂当厂长的时候,有一年上海甲肝大流行,因为工作原因,我患上了甲肝。在住院输液的过程中,有一次我发现液体颜色不对,就向护士反映,她说都是这样的,没问题。我是病人啊,对医院还是相信的。当液体输到一半时,我开始不舒服,疼痛,发烧,而且体温越来越高,血压降低,以致于后来要抢救。我坚持一定要把药物留下来(作为证据),但是医生不同意。 主持人:您当时有没有想到,您自己是药厂的厂长,竟然也遇到了假药的问题? 郑筱萸:我当时想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所在的药厂对药品质量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药品的合格率必须是100%,如果出现了l%的不合格品,对我们来说是l%,对病人来说就是100%。后来当局长,我对假药的事情最感到气愤。 主持人:您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生死考验,可能会对您的工作职责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我注意到您在很多场合谈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能时,对于食品管理最常用的一个词是“抓手”。您自己是不是对它有一个深刻的体验? 郑筱萸:国务院赋予我们在食品管理方面的职能就是“抓手”。对于食品和药品,我们的管理职能是不同的。药品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能是标准的制定、产品的市场准入、企业的市场准入等,也就是对于药品科研、生产、流通全过程的监督。但食品不同,食品是由五六个部委一起管理的,其他部委对于食品的监督我们不干预。我们负责组织协调、综合监督和重大事故的查处。 对症下药 主持人:如果说在食品监督管理方面你们是一个“抓手”的话,在药品监督管理方面就是一手抓。我们了解到您在制药行业工作了几十年,我想问您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假如您生了很普通的病,比如说感冒发烧,您会怎么办? 郑筱萸:如果不严重的话,我要么敷热水,要么敷冷水。 主持人:这是您自己发明的健康疗法吗?您为什么不吃药,不看医生呢? 郑筱萸:这个方法如果不行,那我只能吃药。 主持人:如果说从比例上看的话,十次感冒您会去几次医院? 郑筱萸:我可能会去3次。 主持人:那么另外7次,您要么散热水,要么敷冷水,要么吃药? 郑筱萸:对。 主持人:其实感冒发烧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常见病,谁都躲不过。很多人在感冒发烧时都会选择买药吃,而不是去医院。可是在买药时又有一些困惑:是新药贵药好,还是广告做得多的药好?您有这样的困惑吗? 郑筱萸:药品是用来治病的。如果是疑难杂症,没有特效药,那当然新药好。而反过来,一般的疾病,我看还是老药好,老药久经考验哪! 主持人:老药是不是就是指使宜的药? 郑筱萸:不见得。我觉得不能用贵和便宜来判断药品的优劣,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因病施治,对症下药。所以在用药时,需要用便宜的药就用便宜的药,需要用贵的药就用贵的药,关键是要对症。买药选贵的,不对症还是不解决问题。 主持人:您平时买药是不是根据广告宣传的来买呢? 郑筱萸:我可能会通过广告来了解一部分信息,形成我的购买动机。 主持人:我们不能否认,药监部门每天的工作都在进行着,而且监管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是说到广告,我相信到今天,大家仍然能在报纸上看到一些虚假广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呢? 郑筱萸:有一些企业就是只从利益出发,惟利是图。大家这么信任广告,依赖广告,因此对广告的真实性更要严格把关。2001年轰动全国的梅花K假药案,就是一则虚假广告带动了许多消费者前去购买,导致多人中毒,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抗生素滥用 主持人:有一个,70%的抗生素都是各地医疗部门使用的,而在使用这些抗生素的人群中有一半是没有被感染的,他们也在使用抗生素。包括人们自发地去购买。不管是自己买的,还是医院开的,抗生素正被大量使用着。比如在中国药品销量排行榜中前15名的药品有11种都是抗生素。我们现在是不是制定了有关的措施来制止抗生素的滥用呢? 郑筱萸: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造成的危害了,因此我们坚决地实行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分类管理。这个工作现在就要做好,要避免抗生素滥用给社会、给病人带来的危害,尤其是对社会的危害。一旦耐药菌群大规模产生,就可能使人类回到没有抗生素的黑暗时代。 主持人:有一个数据,到2003年,我国的葛品合格率已经连续四年在95%以上,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数字。不过我们还是想问您,另外的5%意味着什么? 郑筱萸:实际上,在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在药品市场打假抽验时的药品不合格率在11%,这要是其他商品还说得过去,但是药品就不行。所以我们每年都把药品打假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但光靠我们打假还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企业要把住质量的第一关,从原料进来就开始把关,生产过程严格按照质量标准操作。企业要有职业道德,从事这个行业非常高尚,要明白自己的社会责任,要有良知。另外我觉得我们的行业协会在这方面还可以发挥一些作用。当然还需要在社会上宣扬诚信至上的风气,要褒奖守信的,惩治失信的。 加强执法 主持人:我们来听听普通消费者的问题。 观众:我国生产的药品中有97%都是仿制药,而新药仅占3%,您对这个数字有什么看法? 郑筱萸:不少人认为,我国97%都是仿制药品,入世以后,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那不就完了?非常悲观。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危险不在这里,而在于仿制药品质量的下降。事实上我国在1993年1月1日已经实行专利保护了,也就是说专利期内的药再去仿制就违法了。其次就是怎么仿制才合法合理的问题。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有创新药的。这几年大家都意识到了,在仿制的同时,我们尽量多些投入进行创新。企业有责任去创新,是创新的主体,国家也要投入,思考如何去创新。如果不创新,我们确实将面临挑战。 观众:郑局长,您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该对药品行业的产品开发有监督权,对药品的开发有审批权,这是一个肥差。我想知道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您如何避免在具体审批过程中的暗箱操作? 郑筱萸:我用三句话回答你:第一句话就是进行正面教育,使我们的队伍明白他们的职责和使命,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第二,我们在管理上采取分工的形式,相互之间有所制约,一项审批不可能你一个人做完,这个叫作不能为;第三,如果发现这个情况,我们将严厉制裁,使他不敢为。我们的制药企业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应该大胆举报。 主持人:我们知道您是政协委员,前几天参加“两会”期间,大家问您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郑筱萸:最多的是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企业的健康发展问题、如何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问题。市场像一只无情的“手”,我们也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由过去的行政命令一刀切转为调节。举个例子,保健品生产厂家在整合之前有4000多家,我们把必备的条件公布出去,大家对号入座。一部分企业就不再申报,下一级药监部门又把关,砍掉一部分不合乎要求的企业,最后报到国家局后又请专家审查,最终,符合条件的只剩下1300多家,75%的企业在严格审查过程中被淘汰。. 主持人:我们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自信地说我们的食品、药品是安全的? 郑筱萸:我想我们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对这样几个问题有一个认识。一方面我们农村的监管人员比较少,一个县大概只有十几个人;另一方面,农村不规范的药房比较多,特别是城市打假力度加大之后,一部分假药转移到了农村。 一些连锁做得比较好的企业为什么没有将网点铺设在农村呢?一般来说农村卖的药价钱比较低,利润比较低,但他的成本却很高,药房很难生存。那么有的药房为什么能生存呢?相当一部分卖的是假药劣药。农民的医疗健康知识和依法维护自己权益的能力都很薄弱,如果这一部分人的用药安全得不到保障,我看我们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该改名为国家城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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