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在肠癌AgNORs定量与预后
许多研究已证明：AgNORs计数是一项预后参数指标。王杉等认为：AgNORs计数高于或等于10的结肠癌患者的生存率较AgNORs计数低于10的患者差。结合DNA倍体分析，低AgNORs计数的二倍体肿瘤预后较高AgNORs计数的异倍体肿瘤预后为好，术后生存＜5年组的AgNORs计数明显高于生存≥5年组（P＜0.001），提示AgNORs和DNA倍体均影响结直肠癌的恶性潜能，联合检测AgNORs和DNA倍体能较好地反映结肠癌的预后，有学者[37]发现AgNORs值与结肠癌淋巴结转移有关，有转移和无转移的两组AgNORs均值分别是5.4±1.28和3.04±1.08，差异有显著性。李杰[38]的研究认为：AgNORs值与生存率密切相关，AgNORs大于4和小于4有着显著不同的预后。Motohisa[39]等人在研究DNA含量和AgNORs计数与大肠癌相关关系时，把两者结合分为4组，即第一组：DNA二倍体与AgNORs低计数；第二组；非整倍体与低计数；第三组：二倍体与高计数；第四组：非整倍体和高计数。结果表明：第一组预后最好，第四组最差，第一组复发率为2.1%、第二组16.7%、第三组23.5%、而第四组则为47.5%，显然AgNORs计数低的病例复发率低，计数高的病例复发率高，而DNA呈异倍体类型的病例复发率更高。因此大肠癌AgNORs计数的高低和DNA倍体的改变与预后的好坏密切相关。
4 大肠癌分子病理学定量和免疫组织化学定量分析
4.1大肠癌分子病理学定量
随着人们对肿瘤的认识不断深入，对癌的发生、发展和预后的研究已深入到分子水平，在分子水平研究大肠癌的发生机理及预后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的一个热点。已报道大肠癌的分子遗传学方面的异常包括抑癌基因（如：apc、mcc、dcc、P53和可能存在于染色体8p、1p及22q上的基因）的失活和致癌基因（如：ras、src、和myc）的激活以及癌转移抑制基因nm23等基因的变化。抑癌基因P53的突变是迄今已知的与癌症相关的最普遍的基因变化，研究发现；75%以上的大肠癌中存在P53基因突变，而P53基因突变后其表达产物要么缺如、要么出现P53蛋白过量表达。因此对表达量的测定已是分子病理学定量的一个重要内容，免疫组化和PCR技术的应用在微小组织上对多重参数进行测量蛋白和基因的表达已成为可能[10]，定量测试这些基因表达量的改变对认识癌的发生机理、转移和预后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研究发现[4]正常大肠中P53 mRNA表达量很弱，明显低于大肠癌组织（P＜0.001），随着Dude's分期的进展，P53 mRNA表达呈逐渐增高的趋势，Duke's期P53 mRNA表达量增高相当显著；癌瘤直径大于5cm与小于5cm的大肠癌相比P53 mRNA表达者显著增高；中等分化的大肠癌中P53 mRNA表达显著高于高分化。余金生等人的研究表明[42]：正常大肠粘膜、腺瘤和癌的P53蛋白表达量依次递增，并随大肠腺瘤不典型增生程度的加重及瘤体的增大而增多，DNA含量呈异倍体的大肠腺瘤的P53蛋白表达量显著高于DNA呈二倍体的大肠腺瘤。目前许多研究发现致癌基因ras等的表达量与癌的发生也有密切的关系。
研究表明：P53蛋白的表达量与大肠癌预后关系密切[43]，Kenneth等人研究发现：nm23-H1等位基因突变、缺失及其表达量的变化对预后潜能有重要意义；P53基因、dcc基因和非近端常染色体臂的大部分缺失与大肠癌的远处转移和较差的预后有关；在一些大肠癌中L-myc的as基因型被认为与癌转移高度相关。
4.2大肠癌免疫组化定量
免疫组化技术应用于肿瘤的研究在国内外已广泛开展，免疫组化定量方法也有新的发展[44]，免疫组化定量分析在大肠癌研究中的应用已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人们应用免疫组化技术对大肠癌发生发展有关的抗原或蛋白以及参与免疫反应有关的细胞等进行了定量检测和分析，探讨了大肠癌的发生、发展规律。目前人们用生物素一卵白素酶标记复合物免疫组化技术（ABC免疫组化）对大肠癌组织中纤维连接蛋白进行定量研究，发现大肠癌组织纤维连接蛋白量随着分化程度的降低细胞纤维连接蛋白逐渐降低，说明了纤维连接蛋白的减少能反映大肠癌细胞分化的程度[45]。刘思纯等人[46，47]用ABC免疫组化方法对大肠癌、大肠腺癌组织中与抗原提呈和免疫反应有关的树突状细胞以及与周围淋巴细胞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大肠腺瘤和大肠癌组织树突状细胞较正常明显增多，并和淋巴细胞相伴浸润，癌周淋巴细胞反应明显者癌组织树突状细胞数量明显增多。Angelopoulou等人[48]用免疫荧光技术定量检测大肠癌病人血清P53蛋白抗体量，提示癌的病变过程中抗体量的变化反映了疾病的进展和好转，结果表明：在大肠癌病人产生P53抑癌蛋白抗体是普遍性的，P53抗体血清学分析对监测大肠癌病人的病情变化有一定的价值，但对预后没有意义。Furuta等人[49]在研究糖蛋白CD44表达和大肠肿瘤上皮、基质细胞增生的关系时，对CD44和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采用双标记免疫组化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当细胞CD44阴性时，PCNA阳性的概率比CD44阳性时更高，也说明大肠肿瘤CD44表达的水平的高低与细胞增生不同步。总之，免疫组化定量技术已应用大肠癌研究的方方面面，毕将有重大突破。
5 大肠癌的三维结构重建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5.1 大肠癌的三维结构重建
三维结构重建是用一组连接断面图像重构其三维结构。这一过程目前常采用计算机图像处理和分析技术来实现，重建的三维图像显示在监视器上，可从不同角度对组织整体或任何断面组织的分布进行观察分析。与体视学分析不同的是后者是应用体视学原理在二维图像基础上通过几何概率等数学方法推导三维空间结构。张元德等人用三维重建技术对大肠腺瘤癌变进行了研究，认为这种方法能提高癌变检出率，对准确判定断端有无癌浸润也有重要意义[50]。用三维重建技术对大肠癌的研究国内外报道不多，其应用有待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
5.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的应用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CLSM）是8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项划时代意义的高科技产品，它是在荧光显微镜成像的基础上加装了激光扫描装置，利用计算机进行图像处理。CLSM广泛应用于医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它不仅可应用于细胞内粒子和细胞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