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导读(1)

　　近年来，有两位女性思想人物最引起争论，但也就在广泛的争论中，她们大步伐地改变着正在调整中的男女两性关系。

　　两人之一，乃是美国密西根大学法学院教授麦金侬(Catharine Mackinnkn)。她专注于语言、对女性之暴力，以及女性人权等方面之研究。认为色情出版品乃是对女性之暴力的滥觞，因而它侵害的已非女性，而是人权，应予禁止。将女性问题拉离以往两性关系的轨道， 并重新定义为新的人权问题，而在美加两国进行宪法诉讼，以麦金侬教授为首创。她的宪法诉讼在加拿大获得了胜利，1992年加拿大的最高法院裁定她的诉讼获胜，往后加国将加强女性非人化的色情出版品之限制，加国最高法院认为“限制使女性非人化的言论，重要性大过言论自由的保障”。

　　麦金侬教授将女性按人权问题而重新定义，并致力于将其凝固到最高的宪法位阶上，无论就问题意识、思考逻辑以及实践策略，都是近代女权上重大突破性发展，也为女权运动本身创造出更宽的社会基础，许多保守主义者在女性人权的问题意识引导下，也不得不加入她的行列。只是麦金侬的宪法诉讼，尽管在加拿大获胜，但在已视言论自由为天经地义的美国，却遭遇到自由派的强大阻力，并成为近年来美国最重要的宪法争论之一：究竟是毫无限制的言论自由重要?或是限制色情刊物以免其利用此自由而侵害女性人权重要?“美国民权同盟”主席史托森(Nadine Strossen)判断说：“美国许多首要的宪法学者，已向此种女性问题人权化的方向移动，他们估计，她的策略可望获得终极性的胜利。”

　　麦金侬教授将女性问题拉向最高的宪法位阶，以此为起步，企图从最基本的法律秩序上，重建两性关系，是女性主义者在“公共域”上崭新的开展。与此相比，在“私人域”方面，则要推雪儿·海蒂(Shere Hite)了，她从1976、1981年，以《海蒂性学报告》“女人篇”、“男人篇”、“情爱篇”三部曲这三本通俗性的实证著作，清楚的呈现出了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无论两性的性关系或感情关系，都存在着一种模式构造，而这种模式构造所对应的，也是社会的实体构造和权力构造；也就是说，两性的性关系和行为感情关系，乃是社会系统所制约及制造的产物，它是文化的，而非本质的。基于此，当两性关系重聚，必须从各类习以为常，而且视为当然的观念和行为模式，进行全面的重新定义。

　　雪儿·海蒂的三部曲，从近代女性知识分子的角度而言，并不能说是创见。但三部曲真正重要之处，乃是她以问卷的方式，广泛的向男女就性行为、两性互动、感情交流，甚至吵架争执等私密性的问题，展开调查和收集具体的叙述。经由这种聆听式的实证研究，她用各种活生生的证据，证实了以往只有少数女性主义精英知识分子讨论的“女性观点”。从这样的观点而言，“海蒂性学报告”三部曲可以说是近代女性主义观点的具体化、深刻化以及普及化；而从运动角度言，“海蒂性学报告”三部曲可以说发挥了极大的动员及征召效果，对于正逐渐减弱中的男性沙文主义，她的报告加速了这种旧霸权的式微。

　　也正因为“海蒂性学报告”三部曲具有加速瓦解两性关系旧秩序的动员效果，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围绕着这三本“海蒂性学报告”，也就争议不绝、话题不断。有的事涉无聊，藉着雪儿·海蒂传奇化以鄙薄其著作中所承载的信息。例如主流评论界总喜欢强调海蒂出身于密苏里州的一个小镇，而后一路求学，最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侍应生、秘书、《花花公子》女郎、保姆等维生的生命历程，甚至她的丈夫小她20岁的个人秘密也都被夸张报导，她的前两部曲由于畅销而使她赚入250万美元，更是不断被人提起。有次，美国《时代杂志》以其为封面，报导开始即从她的模特儿生涯讲起，对她著作里的观点及发现则多质疑，只有到了最后才正面的进行介绍，对于这种负面式的贬抑，雪儿·海蒂即恼怒地指出：“有谁会读到这么后面?”

　　围绕着“海蒂性学报告”而出现的争论，最有建设性的，厥为有关女性研究方法论上的探讨。由于“海蒂性学报告”并未采取主流学术界那种传统的量化分析——因为那种逢机分层取样、被动式的调查方法，势必将使女性的立体认知，淹没在样品代表性的大海中；因此，她采取了独特的问卷模式，除了针对行为及感受作量化设计之外，更让受访者自己以文字进行散文式的叙述，用以突显受访者们的立体性，而不让它被样品的大海所淹没，这种研究法大违常规，此其一。其次，“海蒂性学报告”由于方法论独特，加以问卷分送普遍均以妇女团体等成员为主，加以回收率不高，大约在50%左右，因而其代表性是否充分，当然也成了争论的焦点。其三，则是这种着重受访者散文式感想叙述的研究方法，极有可能造成有问题的女性才答复，没有问题的女性即不太愿意参与的结果，那么，它的问卷结果会不会造成问题的“过度呈现”甚或扭曲?

　　以上这些方法论的争论，确属有意义的争论，声援雪儿·海蒂的女性主义学者认为，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在归集并呈现女性观点，因此，这乃是一种“典范”的转移。传统的量化分析和性学研究，为求虚假的客观性，而将一切主观感受的细腻问题，排除于研究方法之外，表面上是“科学”，但一切有助于差异呈现和发现新问题的可能性，也就在各种中被平均掉了。因此，当代主要女性学者如凯特·米烈(Kate Millet)、葛洛里亚·史特瑞恩(Gloria Steiriem)、爱金逊(Ti-Grace Atkinson)等人，均推崇“海蒂性学报告”在方法论上的创发性，认为企图用方法论的旧规格，来否证“海蒂性学报告”的客观性，乃是一种“男性主义的反挫”。她们并认为，以主观感受和意愿呈现为目标的新方法论，更具有发现新问题的能力，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言，它也更能让受访者参与研究计划，她们不再只是研究中的一个取样样品，反而变成了作者里的一员，她们用散言形式写出来的感受，会变成书籍报告里的核心部分，受访者与研究者不再是对立的两造，却成了新的整体，这种新方法论毋宁才是更民主、更有意义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