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基因组计划与医学模式 2

子中，二人同时都患癌症的只有3%；即使是在对基因型最敏感的前列腺癌患者中，遗传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双生子中，二人同时都患癌的也只有18%。这个结果令科学家们极为震惊。密歇根大学的资深肿瘤遗传学家格鲁伯说：这次研究“非常清楚地表明，对肿瘤发生与基因的关系，我们原来自以为知道得很多，而实际上还所知甚少。”这项研究报告正是在人类基因组框架图完成的消息公布不久，公众对治愈癌症正充满了希望的时刻发表的，这确实具有某种反讽的意味。

　　这两份报告意味深长。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了生物医学模式的思维方式，任何生物医学的重大突破都会在人们头脑中引发出许多对“医学革命”的无穷遐想。这实际上是一种剥离自己的社会属性，把自己降低到单纯生物层次的思维方式。现在这两项研究结果是否可以为目前热浪滚滚的“基因热”带来一些冷静和理智呢？

　　这里还应提及的是，由于社会伦理的原因，许多基因操作虽然在技术上可能，但是在实际上是不可能进行的。譬如关于人的寿命问题，即使基因操作可以使人长生不死，由于其可能产生的不可想象的社会后果，这种行为也一定不会被社会所接受。同样道理，人们在智力、相貌、体力、性格上的差异决定着人们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的位置，而这种社会人群的多样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通过基因操作改变性状，制造“超人”的行为，也一定不会被社会所接受。总之，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功能基因组学对医学的影响肯定是巨大的，但是由于人的社会性，疾病产生的非生物因素，以及社会和自然生态的需要，都决定了生物医学的任何进步都只能在一定限度的范围内影响医学科学的走向，也就是讲，一切生物医学的研究成果，包括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都不可能改变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深刻内涵。

　　作者简介：谢蜀生（1944-），男，四川宜宾市人，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　SCHULER G D. A gene map of human genome［J］. Science,1996,274:540-546.

　　［2］　HOLTZMAN A. Predictive genetic testing: from basic research to clinical practice［J］.Science,1997,278:602-605.

　　［3］　STAVE R Stress.The invisible hand in eastern Europe's death rate［J］. Science,2000,288:1 732-1 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