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耀司织物者无始无终

东方人真的来了——黑色/非对称/在真人身上剪裁与拼贴——在服装的生灭场上——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大厦忽然变得空无一人——年轻人和我一样，都穿阿迪达斯—衣裳：山本耀司

　　1943年，铃木大拙在哥伦比亚大学点亮了一个名叫约翰·凯奇的音乐家，于是那首名叫《4分33秒》的钢琴曲在世界艺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延续近60年的波普艺术风潮开始了。同年，一个注定用东方美学粉碎西方审美局限的男人以样一个名字诞生——山本耀司。

　　两年后，两朵黑色的蘑菇云在大地上升起，处处是迷乱慌张大势将尽的眼神，岛国的不安终于浮上水面，这个民族的女人开始顶起国家的脊梁。那个在战争中失去父亲的孩子决定：为了母亲学习一门能带来体面职业的知识——法律。于是他进了那所让所有日本人激动的学校——庆应大学，他走过那些红砖尖顶的教学楼，阳光从高达5米的彩色玻璃窗照进楼梯间，拉丁文“笔胜于剑”深深地刻在那里；仅仅几个小时后，他就成为一个低头顺从的少年，跟着母亲走在都港区的小巷里，栀子花幽幽地吐露着香气，大街上时时传来大学生们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口号，而他和母亲从侧门走进一个个庭院，帮助那些主妇修改她们的和服。那些提着便当走入工厂、商店、学校的女人，她们行色匆匆，少言寡语，严峻但却充满希望。有时候他发现她们想奔跑起来，但是宽大的袍服常常要滑下去，让她们既要顾及尊严又要顾及行动。他常常在那时用母亲的碎布拼贴起来，在那个有趣的布料魔方里，他很容易就转出自己想要的图形。

　　1966年，到了真正要走向法院或律师楼的时候，一个比他大一岁的女孩出现在他生活中，川久保玲，她学习日本与西方文化，眼睛大而且靠得很近，这让她的脸简练得没有回旋余地。她和他一样一样喜欢拼贴布料，他们认为服装应该脱离躯体有自己的态度和曲线。她进入了家族的合成纤维公司，这让她能更多地接受来自西方成衣界的最新线报。而他，也在通往律师的道路上停下了自己的脚步。他进入了东京文化服装学院，因为他感受到了西方服装界那个隐秘的黑洞，那个蕴含着巨大能量却不被人们发现的欲望黑洞。

　　1968年，一次大赛让他赢得去巴黎学习的奖学金，那个在灰色中包裹着奇光异彩的伟大城市在等待着他，等待着他在那里不小心遇见自己。西方服装娴熟的剪裁技艺让他知道如何让衣料拥有自己的空间、线索和表情，而他，则动用自己那个充满东方灵感的大脑，用层叠、悬垂、包缠等手法写出一首首俳句。

　　与此同时，那个让他一见面就浑身怵然的女人却因为黑色的运用被骂上了日本报端，她厌恶对称，厌恶不对称，厌恶受局限的色彩，最后她遭到了厌恶。人们从她身上看到女巫踏过水面的轻奇，也感到由衷的恐惧。于是，两个东方文化最正宗的孩子却被日益西方化的东方人们驱赶到了西方。而巴黎人则在惊呼：“这一次东方人真的来了！”

　　因为他在每一个地方都被看作异乡人，于是每个地方都对他睁着恐惧的大大的眼睛。然而那些松垮的让身体更自由的衣服真正打动了观众，他们发现自己溢出身体的那部分灵魂也有了自己的装裹，那些随风飘动的带子，那些突然堆积起来的衣料，那些让人舒适让人浮想联翩的被称作“利休灰”的颜色。他那些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思想让评论界总是想用骂他的夸他或者用夸他的方式骂他。

　　1976年，在巴黎引起轰动他重新回到日本，以后是在两地候鸟般的生活，那个寻找“黑色的三个影子”的女人则始终在巴黎，用一次又一次的东方重锤拷问着西方人的审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仿佛进入了一个时光劫，靠不近，拉不远，忘不掉也记不起。他突然开始忙碌起来，仿佛一个不会滑冰的人突然到了冰场上，只能用不停的奔跑来防止自己不会摔倒。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服装设计师，如果拿的不是剪刀，他可能是个画家，诗人，导演，也许，只有新近最强势的一个词才能形容他的大脑状态——K客，那种思维艺术家。

　　每个人都注定遇到自己的困境，每一次解放也都有它自己的边沿。上世纪90年代初，一场全球化的经济萧条让奢侈品市场萎靡不振，而他也遇到了自己那段前去是险峰后退有虎豹的荒岭。那座他建立起的大厦忽然变得空无一人，人们认为他看似散乱其实工于算计，他的一部分灵感变成了技术，他不知道是另建一座宫殿还是再次守候。

　　北野武，这个麻痹着半张脸却能将情绪更满溢地释放的男人用自己的热量点燃了他。于是那些变态得如此现实的电影里，最先开出的画面上赫然写着：“衣裳——山本耀司”。有别于模特，演员让他的服装更加澎湃，他开始怀疑，是那条45米长的T型台出现了问题，而不是他自己。他开始设计阿迪达斯的球鞋，给他们加上山羊皮和亚麻布；他开始给模特们化上瘀伤妆，让每个观众发现自己的伤口，他开始更随心所欲地“玩自己的”，也就是说，他比任何时候都更K客了。

　　而她嫁给了英国编织服装设计师Adrian Joffey，他成了他们夫妇的朋友，阳光不那么艳的午后，他常常同她的丈夫一起，谈谈她目光凌厉的青年时期……

　　“实际上，我这个人很懒的。”他坚持这样认为，“开始的时候，我只想在巴黎开一个小店，做一些有趣的衣服，从没想过办展示会。而当你突然发现自己在聚光灯下的时候，你就不得不不停地工作。在90年代初那段日子里，我曾经认为我枯竭了。而现在，我轻松多了，对工作又充满了兴趣，思维就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现在，我把一切都看得很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