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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坐在我们面前的Frankie,已经把一周前的辉煌完整地留在了巴黎,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工作。《时尚芭莎》是他接受的第一家时尚媒体专访,在BAZAAR的20周年特刊里,也有他的身影和创意。“是的,我以前在巴黎工作过很长时间,但那时候都是去给别的品牌做助手,一次终于是为自己做,如果你们要用圆梦这个词,可以吧。” 在举国清贫的70年代,国人心中还没有“成衣”这个概念,都是买了布后请裁缝来家里给做,十几岁的他站在旁边看,就那么看会了做衣服,现在当他看到自己的助手觉得做衣服很难,感到十分讶异:“飞机都能做得飞上天,做衣服多简单啊!” 他承认自己从小爱穿。因为出身当地望族,身为科学家的父母很早就被打成反革命,童年里没有洒满阳光的回忆,但这一切不曾打消他对穿衣的热爱。他养鸽子,然后把鸽子卖掉去买有花纹的尼龙袜。鸽子卖了20块钱,袜子花了6块钱,而那时候普通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是8块钱;他给自己做当时最时髦的蓝色喇叭牛仔裤,走在路上经常会看到长辈们的皱眉和同龄人的艳羡目光,只有一点无奈:裤子洗干净后,但凡晾出去必然被偷掉。“《法兰克福》报的记者听我说到这个的时候特别吃惊,因为那个时候欧洲也在流行喇叭裤,他们还以为那时的中国不知道这些流行。其实,文化都是共通的。” 除了“时装设计”,那时候他的至爱还有画画。“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选择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不如学个体育,画个画,都比上学强。所以父母很支持我学画画。”1978年他中学毕业,那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的第一志愿是复旦的新闻,想要做记者,却没能如愿,于是回到画画的本行,第二年考上了浙江理工大学的纺织品设计,毕业后留校做了4年老师。经常带学生去深圳实习——因为那里是唯一可以接触到外国时装的地方,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毕业于日本服装学院的香港人,建议日语很好的Frankie去日本深造,于是经过许多曲折和坚持后,他义无返顾地坐上了飞往日本的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