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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敏锐的媒体而言，杨澜现在已不仅仅是个纯粹的名主持人，在主持人的光环以外，她还是中国最富的女人、申奥特使、香港上市公司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主席。杨澜的角色正在慢慢融合，既是电视媒体的从业者，又是职司创业的媒体英雄，角色之间形成了新的互动。 3月15日，杨澜刚从美国飞回上海，在时差尚未倒转过来的时候，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访问涉及创业、生活、媒体、网络、申奥等话题，曾经的中国首届“金话筒奖”得主杨澜在谈笑风生间构画出一个全新的自我，全新的阳光卫视…… 中国最富的女人 刘晓庆曾经自称是中国最富的女人，无人也没有数据来证明种说法。日前中国官方首次就我国十省市高收入人士做出的调查显示，中国最富的女人是杨澜，这是有数据证明的。调查数据显示，杨澜及其夫吴征以6400万美元的资产名列第三。 而在去年11月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第二次为中国大陆五十名首富排定的座次榜上，杨澜同样榜上有名。 32岁的杨澜及其丈夫吴征所持有的港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为6400万美元，排在了第38位。 就象当年离开中央电视台令人震惊，杨澜在1999年9月辞去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时，同样令本港观众感到讶异，正当人们猜测杨澜会成为××电视台的主持人时，她却以8.4亿港元的身家成为香港商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2000年1月，杨澜动用约3500万元的资金，与友利电讯主席高振顺联手收购了良记的控股权。良记原是香港一家主营建筑的公司，经营长期处于低潮(根据良记22日收市价五角五仙计算，当时杨澜以每股两仙的代价收购良记)。3月17日，良记正式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并公布了公司发展方向：建设以历史人物传记片为主要产品和资源的宽频网站，为各媒体及网络电视观众提供服务，杨澜出任主席。8月7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杨澜共同主持了在香港举行的开播庆典。 由于人们对杨澜普遍看好，在股民的竭力追捧下，杨澜所拥有的良记股份市值在短期内一度迅速暴涨至8.4亿港元。 玻璃天花板情结 杨澜有过两次比较大的跳槽，一次是离开中央电视台去美国读书；一次是离开凤凰卫视。这次杨澜涉足商界，更是令人大跌眼球。 而杨澜的说法是，涉足商界是她在做节目主持人时的一个理想。“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节目设想首先要符合电视台的要求，包括预算。如果你的节目设想与台里的设想一致的时候当然很好。我比较喜欢有深度比较长的一些东西，但对于综合性频道而言，它给予的空间不够，包括预算资源上的配置，我觉得没有一个更高的往上发展的空间，就象有一个玻璃天花板在挡着。” 杨澜打了一个简单的比方，过去她做《杨澜工作室》的时候，预算也很低。她一般只能跟采访者做一天的访问或半天的访问，然后就进入后期编辑。但根据她对节目的要求，她觉得不够。而现在她就可以采访一天，拍摄两天，时间就空裕很多。但对一个打工仔来说，这个设想便无法实现。 杨澜所列举的第二个原因是，她呆在美国的时间比较长，发现美国的专业频道如“国家地理”、“历史频道”都做得非常成功，一个调查报告说广告商认为最有价值的频道就是这几个，甚至超过了CNN。这对她的触动很大，为什么主题性专业频道会高过新闻频道？她总结的结论是，美国市场比中国市场发育得更早，多元化已经出现，专业频道成为大势所趋，而整个大中华区市场刚刚开始发育，还没开始成熟。 因此，对杨澜来说，创业阳光卫视，是一个商业的机会，也是一个文化的机会。“两个机会都能抓住，我就不是在做一个仅仅个人的节目，我就能为很多有相同想法的人提供一个平台，这件事便变得很有意思。” “如果从舒适的生活来说，我们早就达到了，我与先生吴征都有比较稳定的一份比较高的收入。我们并不需要很奢侈的生活，所以做这件事绝对不是为了钱。我们俩也够有名了，不会再为了增加名声来做。所以我们是真心实意做这件事，不但非常认真，而且冒了非常大的风险，我们投了差不多四千万港币，几乎是我们所有的资本——九八年的时候先生在做天地数码时有一个很成功的投资。我们所有的本钱都投在里面。未来的两三年都是创业阶段会很辛苦，我们都准备着。” 壮志多坎坷 杨澜回忆自己最难最累的时候是在去年，当时她在怀孕，不敢将自己累着，怕对孩子不好。但当时刚刚开始买壳上市，营运、架构、节目、人员、公关等千头万绪。刚开始谈公司架构的时候，她正好刚怀孕，开会时都要跑出去吐，然后嚼两个口香糖继续开会。 “现在好多了，架构都搭好了，两岸三地的同事都有了一些默契，节目变成自动档了。香港台湾的主管都做得很好，我们也是学了GE的做法，是扁平式的管理，而不是象金字塔的管理，不是一级向一级汇报，各地都有相当的独立性，只要他们的预算内达到他们的既定的目标，就OK，可以拿奖金。相对来说，我也有自己的时间来做自己的节目，人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自己的事，有的时候可以拉开很长的时间做，有的时间你只能强度很大地做很多的事。这是你自己无法选择的，如果机会来了，你没有把握住他，懒懒散散，那么过去就过去了，机会年轻时该拚一下就要拚一下。” 即便成功如斯，但杨澜却觉得自己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一点都不顺利。“顺利与成功不是一回事。幸运的是每做一件大的事最后都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比如去美国读书，然后再从凤凰出来做阳光卫视，这些都是很大的跳跃。但在跳的时候都很不顺，现在回头看是成功的，并不证明我跳的时候没有痛苦。为什么要改变一个环境，是觉得自己的某些东西没有得到发挥，某些东西没有得到发挥肯定会痛苦。因此，每一次要改变的环境肯定是与周围不和谐的东西已经达到极限，所以每一次选择的过程都很痛苦。 “如果选错了，人人都会对我说不自量力，失败了大家肯定会笑。笑就笑好了，但我一定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我觉得这个更重要。成功不成功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但是能够管理理的。这次采访韦尔奇结尾时我说，命运不是你可以设定的，但是你可以管理的。” 记者：现在的白领小资阶层流行一种说法，三十五岁退休，你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杨澜：三十五岁我肯定不会退休。如果你只是将职业当成一个赚钱的手段，那么三十五岁赚够多少钱了，如果你觉得工作很累，你需要环游世界呀，我觉得都很好。但是我喜欢我做的事。我喜欢做一点关于文化的事，我喜欢，没有办法。 知识改变命运 问杨澜什么改变了她的命运？ 她脱口而出的是，知识改变命运。然后她说，具体有三件事情对她最有影响。 第一件事是她感谢父母，因为他们给了她长期温暖有爱的家庭。“我是他们的独生女儿。在一个很有教养的环境中长大。当时大陆都很穷，但我生活在这个有亲情有乐趣的家庭，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是很根本的，我不会有什么心理缺撼。” 第二件事是她进入中央电视台，有1000个人去考试，但她考赢了。这次考试不但改变了她的命运，也改变了她对生活的设计。原来她的理想去一个国外的公司，去做金融贸易，就象她现在很多同学都在做的事一样。但她进入央视才发现传媒才是她最喜欢做的事。 第三件事是她去美国读书。“其实那时候我是没钱去美国读书的，虽然我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两年，自己也可以赚一些钱，出场费也很高了，但毕竟还是不够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很感谢正大集团的总裁谢国民，他是泰国著名的华裔资本家，当时我做正大综艺的主持，跟他有认识。” “1993年底，他说杨澜你有没有想过去国外留学呀，我跟他开玩笑说，我走了这个节目没人做了。谢先生跟我很认真地说了一句话，我认为一个节目没有一个人的发展重要。我看到你有很多潜质，如果不出去就可惜了。只要你考取一个好的名牌大学，我就赞助你，我给你学费。然后我就问谢先生，你对我有什么要求，要什么回报，是不是需要我毕业以后为你工作。他说不需要，我帮助过许多年轻人去国外留学，我觉得你是一个人才应该给你这样的机会。所以至今我都非常感动，每一次他来上海或在香港我们都会碰面。也有人说我为正大做了很好的宣传，但我不这么看，因为他没有义务赞助我去读书。因此，现在我与先生在美国大学连续三年设立了一份奖学金，专门帮助大陆出去的大学生，负责一名学生的生活费和学费。就我们的能力来说，现在只能负责一个人，实在是太贵了，差不多要五万美金。这也是非常感谢谢先生。我通过这种方式也算是回报谢先生。” 记者又问，“那么你的先生对你不重要吗？” “先生，当然重要了，他和两个孩子，在我生命中最重要。” 可怜的妈妈 记者：你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杨澜：当然是与儿子在一起。儿子经常给我很好的启发。他现在四岁半了，经常问我一些深刻的问题，比如说早晨，我说妈妈要上班了，他说妈妈为什么要上班呀，我说因为工作也很有意思呀。他说为什么工作也很有意思呀，我说工作就是你妈妈做了一个节目，有上千万的人看到，多好玩呀。他说，为什么看的人多就好玩呀。我忽然发现自己用了一个不正确的方法跟他做了个解释。便改口说，妈妈去发现好听的故事，再说给更多人的听。他能够理解我说的什么意思。我原来以为一件事是因为很多人重视，所以这件事才重要。但孩子让我明白，因为我喜欢这件事，所以才觉得重要。” 与杨澜这种说法相呼应的是，最近一本名为《好主妇》的杂志在沪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杨澜、韦唯、许晴是“最理想的新好主妇偶像”的主要人选。尽管公司在香港，但杨澜与先生吴征住在上海的时间更多一些。她说两边的父母都是上海人，他们愿意住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她觉得上海有助于小孩子的成长。而香港太拥挤了，都没什么地方玩，北京空气也不好，所以就将家安在这中间，但她去北京、香港的机会还是很多，差不多每两个星期都会各去一个地方。 杨澜是个恋家的人。她对记者说，“有一点大家可能不太相信，我和我先生没有太多的社交生活，一下班就回家。我们觉得工作也是社交。你会很少看到我们出现在一些派对之类的社交场所。因为我们觉得愧疚家里，所以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多。” “我与儿子的感情很深。我觉得不同的妈妈与孩子沟通的方式有差异。有的妈妈与孩子常年在一起，但不一定经常沟通。我走的时间比较多，但回到家里所有的时间都跟他们在一起，好像总是要弥补，有一种愧疚感，所以跟他们在一起非常全身心的投入。这次我在美国呆了两个星期，是我比较长的一次啦，我给孩子打电话，儿子说，妈妈怎么还不回来，我说没办法，没有航班还要等三天才能回来。然后他说，妈妈我很同情你，你太可怜了。孩子是要求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小孩子的智力不能够低估的。你与他在一起是不是全身心的在一起玩，这个他更在乎。所以我跟孩子的沟通很好。” 记者：你教育孩子的原则是什么？ 杨澜：我觉得从小到大受到规矩太多了，所以我不想给他们太多规矩，尽量多给他们自由，他要是将墨水画在衣服上手上，我不怎么说他的，小孩子你就让他，给他束缚太多了，会限制他的创造力。 乌龟背兔子 阳光卫视去年的亏损高达6300万美元，当时不少媒体替杨澜把脉号诊。而局中人杨澜却对此轻描淡写，“这6300万是阳光公司成立之前到开播这段时间整个筹备的费用，其中包括很多设备的投资，比如我们在香港建成一个3000平方米的全数码制作中心，这大概就有500万美元，还有租用卫星的费用、人员的费用等。而频道在开播之前是没有广告收入的。”杨澜还说，“如果不是在做传媒行业，亏损6000多万就是巨额了，传媒行业半年仅亏损这么多，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 但《福布斯》杂志还是将“阳光文化”列入全球最佳300家小型企业之一，并将其列入20家“未来之星”。福布斯强调的是未来。 刚刚传出的消息是，阳光卫视的今年第一季度已经持平。杨澜对记者证实了这个传闻，她想对读者强调的是，“今年第一季度的广告收入比较好，比去年最后一个季度提高了五倍，达到了收支平衡。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般卫星电视的市场规律需要3至5年甚至7年才能够持平，但因为我们有多种收入的模型，我们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全线持平。去年真正运营的资产只有一亿多，但我们今年广告的预定已经有了一亿多，所以从从财务角度来说，今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地方。” 记者：阳光卫视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杨澜：我们上市时筹了三亿，去年用了两亿多，现在广告收入进来了，所以现在没有太大的压力，我们将自己的商业模型形容为乌龟背兔子，从一个传统的电视产业切入，有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型及收入模式，虽然是乌龟爬得慢一点，但我们总是有一只兔子坐在上面，有时机成熟它就会跳出去。目前来说，我们投资量不是很大，很多资源都是自己的，只是再加工，只是在传统的媒体资源上再加工，从这一点，我们不象一个纯粹的IT行业，有那种烧钱的风险。 记者：阳光卫视主要的开支是什么？ 杨澜：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制作节目人员的工资。在推广上是自负盈亏，电视这一块，发行这一块都相对独立。互相之间及与总公司的结算都有各自的赢利中心。 记者：阳光在这么快的情况下达到收支平衡的原因是什么？ 杨澜：去年8月份阳光刚开播时，一些广告是赠送的。正式开播后客户才会慢慢投放广告，因此今年第一季度就有了赢利。我们是上市公司，所以没办法向你透露具体的广告数额，但我可以说的是收入是去年最后季度的五倍。 记者：这种上升趋势是否只是一时的阶段性调整，在未来的日子里还会有下降的趋势？ 杨澜：我觉得以后也会是上升的趋势，而不是下降。我们节目进入台湾市场，通常规律要给他们钱才能进入他们的频道，但我们恰恰相反，是台湾的运营商给我们钱，希望我们进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节目有竞争力。香港有线电视也做了一个调查，虽然不是一个很严格的统计，但在他们的所有节目里，我们的节目排在前三位。而我们节目是去年十二月刚刚进入香港电视的，所以我们觉得很不错。 记者：你们主要的赢利模式定位于广告，客户主要在香港还是大陆？ 杨澜：我们的广告客户主要在大陆，超过70%都是大陆客户的广告。实际收看的用户也是大陆最多。 蛋糕能做多大 就象一场豪赌，杨澜的商业机会到底有多大？在大陆目前卫星电视的开放仍然处于封闭期的情况下，阳光卫视的市场在那里？这是每一个采访杨澜的记者所关注的话题，本刊记者也不会例外。 杨澜打了一个比方：有一个统计，做一个卫星电视，在大陆地区你的覆盖人口比例达到10%左右，这已经是最好的。而阳光卫视做专题节目，这些节目不象新闻性节目，也不会象即时性很强的节目，因此基本上主打的节目都可以发到各地的电视台。通过在各个电视台的推广，可以使覆盖率达到50%左右，这样对广告客户便有一个额外的优惠。他买我们卫星的时段还可以搭一段节目的时段，他的平台便跟着节目的平台走，而不是跟时段走，等于给了他一个很大的优惠条件。例如《杨澜工作室》，我们就会挑一些适合大陆播出的节目，然后再卖给电视台。这是我们从一开始设立时便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并不完全依赖于卫星电视的开放。 记者：阳光卫视目前的定位是什么？ 杨澜：我们拥有的澳门卫视与阳光卫视主要做历史和人物。其实我们不光是将自己摆在做一个广播者的位置。广播者是每一个电视台的立足资本，我们则立足在大的节目库上，这两个频道只是我们一种发行的方式而已。与其它的台不一样，你在电视上看到我们在做两个频道，实际上在片库里有很多不同内容，一个共同点是都是专题性，没有娱乐性和新闻，都是深度的报道。 记者：根据你在电视媒体工作的经验，哪些电视节目会有较多的受众欢迎，能够吸引市场？ 杨澜：我觉得每个内容都有特定的市场，过去因为电视频道很少，都是综合性的频道主宰市场。但在数码化的世界里，全方位综合性的频道将逐步退位，有新闻、电视剧、音乐什么的大杂烩频道恐怕在某一个市场最多容纳一到三家。而国家的电视台在这方面会有绝对的优势。所以我们只是想在主题频道市场占一席之地，这个市场目前有空间。 记者：主题频道的具体优势体现在什么地方？ 杨澜：如果你在广州或北京、成都，你差不多可以看到30多个频道，是大陆各个地方的卫星电视，安徽卫视、山东卫视等，每个卫视都是一个综合性的频道，每一个观众在某一时段收看电视都会觉得受到限制，六点半的时候所有的节目都是新闻，八点半的时候所有的节目都是电视剧，象《还珠格格》红的时候每个台都在放。综合性的电视节目表面上选择很多，实际上选择面还是比较狭窄的。而我们是通过一个即时性的人文故事，通过主题性的频道使观众知道，按了遥控器肯定能看到相关的节目，我们在这个中间占据自己的位置就可以了。 与韦尔奇面对面 “美国有一个广播电视博物馆，但从来没有中国的展厅，想看中国的节目肯定没有。这次从文化部到中央电视台，都给了相当的支持，将大陆五十年来有代表的电视剧、新闻、娱乐节目都放进了展厅，而阳光卫视要把所有这些几千小时的东西做成英文版，这样外国人再来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中国馆场。” 这是杨澜上周在美国要做的工作之一。但最重头的工作却是以主持人的身份面对面采访不同类型的四个人，四个有故事的名人——今年即将退休的美国GE总裁韦尔奇、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福布斯》的第三代传人小福布斯、刚刚以《卧虎藏龙》在奥斯卡获金奖的中国作曲家谭盾。按照杨澜的设想，与世界各地名人面对面作采访的《杨润工作室》将于今年6月开播。而杨澜这次在美国所做的两个星期采访，便是在为顺利开播作准备。 记者：对《杨澜工作室》的重新开播是不是充满信心？ 杨澜：同事们对我对《杨澜工作室》的斯望都很高。但我还是努力以平常心来做这份工作。做电视的人都是这样，总是有很多遗憾，总是会受到时间限制，但即使给再多的时间也都是在最后两天才能做好，也许创作性的工作通常都是这样。我相信对过去来说，风格上还有统一的地方，还是一对一的访问，访问其人生的经历和事业的互相影响，而不是纯粹是一些专业的东西，所以可能跟你们杂志的风格还有些相同。假如有的人说，哎呀你们的节目出来后怎么样，我会说你们不要这么说，我以自己的努力来做就行了。 记者：最近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比较火爆，《杨澜工作室》的市场定位与这种对话有什么区别？ 杨澜：我们是两岸三地播放，与央视对话节目所不一样的是，他们有现场观众，我们是面对面的采访。在凤凰做《杨澜工作室》也是面对两岸三地，不是特别为大陆或香港做的，但有一些人物可能大家都有兴趣。目前阳光卫视在香港已经开播，在台湾亦已开播，广东也批了我们成为当地的一个频道，但在宾馆等还没有合法的落地权，最近我们会在居民小区做推广。 记者：如何使组织、拍摄的节目能够面对两岸三地观众的不同口味？ 杨澜：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在两岸三地还都能接受。因为我们一般讲人的故事。而且我们台里差不多40%-50%的内容是世界各地很好的节目，这些节目就不会有大的地域限制，另外我们在台湾、香港、大陆也都会分加制作一些节目，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平衡的点。我并不是希望两岸三地都会看同一个节目，但我希望都有可看的节目，比如我们做“人生在线”，有一期的九龙皇帝在香港的影响就很大，但在大陆就没什么影响。而讲大陆一个老画家吴冠中的故事就在大陆颇受欢迎，香港就没什么人知道他。但我们将这些节目都放在一个频道里，各取所需，你不可能让一个节目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不懂互联网 杨澜被炒得火，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去年的网络概念实在太牛气，而杨澜的阳光文化网络电视则也沾了网络的光，杨澜甚至前不久被评为中国杰出的IT人士。 杨澜对记者讲了一个笑话，1994年她刚去美国读研究生，她觉得自己很可怜，根本不会用电脑，微软的视窗对她来说象天书。她唯一的电脑背景是，1990年她用一台手动打字机完成了大学论文的撰写。后来为了发伊妹儿，她只能向美国的同学请教。 “网络的意义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垄断信息。过去电视或其它可以垄断别人获取信息的渠道，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网络的互动模式给我们带来乐趣的时候，也同时存在一个危险，就是信息没有筛选，过于泛滥，准确性不可靠。” 杨澜担心的是，现在网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能相信一半就不错了。将来的媒体肯定要在这方面做到准确性。网络时代的信任感也很重要。而杨澜对阳光的IT定义是，做一个IT内容的提供商，而不是做接入网络的运营或网络建设。 “我们发现在宽频的节目制作方面，我们有很大的优势。一个是我们的节目定位有优势，所有的宽带服务商都希望通过用户收费的方式来完成它的商业模型，但你想如果一个观众能够在普通的电视上能看到这些节目，他为什么还要花钱呢？这些宽带的建造商在最后一公里突然发现他们没什么东西让人家看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宽带上只有两种节目将来是有前途的，一种就是以点播的方式来看电影，一种是教育性的专题节目，实际上符合我们的定位，旅行、人物、历史、文化等。” “我们一直在做文字和图像两方面的结合。台湾雅虎有一个频道整个宽频的界面都是由我们所设计，这方面我们处于领先地位，阳光定位在一个资料库的原则上，所以我们才能够发展出不同的赢利模式，例如最近我们刚推出了一套十本的系列丛书。网络与电视很快会合二为一，通过PC界面也好，电视界面也好，内容总是第一选择。这类节目取决于宽频的发展速度。今年宽频的主要服务商都说要达到几百万户，可以推测的是在三年后宽频会达到高潮。但即使是大的电视台，也没有处于一种积极的状态来迎接挑战，而我们从去年就开始定位做资料库。所以才有很多股东来找我们合作。” 申奥特使 继成龙之后，杨澜与邓亚萍、巩俐、桑兰一起被选为北京2008年申奥大使。而亚洲周刊(Asiaweek)分别从中国的商界、政界、体育界等评选出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中国未来发展最具影响力的12人，杨澜就是其中的一个。 杨澜很兴奋自己能够为中国的申奥出一份力。“我已被选为最后的呈述人，一共五名，有中国奥委会主席袁伟民，北京市市长，还有运动员的代表，我可能是代表中国民间发言。我刚生了一个小孩，到2008年，我要带着孩子来北京看奥运会，这将会是她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记者：你发言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杨澜：我还是想用中国的文化来表达。我觉得中国文化能够给奥运会很大的补充。中国光是学校里的青少年就有四亿人，如果四亿人有机会了解奥运会，会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发扬有很大帮助。中国有这样的机会，接触国际社会的思维方式，对国家也有好处，所以我很认真，投入很多时间做这件事。三月份奥申委的代表团来到北京，我也去做了陈述，关于奥林匹克主义及文化，谈的也是中国的文化，例如奥林匹克讲究人的和谐的发展，我讲中国天地人合一的健康发展，而不是单纯的身心发展。 关于文化间的沟通。我说马可·波罗临死的时候，欧洲人问他所说的中国故事是否是真的，因为他们以为都是马可·波罗瞎编的。马说，我告诉你们的还不及我看到的一半。我也用这句话对他们说，这句话直到今天还是这么说的，你们过去了解的中国还不及真正的一半。 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我们作为媒体来说，就是把中国好的东西介绍到全世界，就象《卧虎藏龙》我就很受鼓舞，现在很多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但是没有人将这些东西做起来。不能光说你们来了解我，了解我什么呢？我不知道最后我的发言会定在那，官方也会安排，每个人都有所侧重。但时间肯定时间要短得多，在所有投票人面前做最后的陈述。我觉得责任重大。我觉得很兴奋，希望好好做。但我不希望让大家失望，觉得肩上的胆子很重。 记者：你觉得中国挑选为你为形象大使的原因是什么？ 杨澜：我觉得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好，另外我做媒体的日子比较久，在专业表述上可能比没有训练的人缺少一点障碍。同时我也在做关于文化的产业，不单是一个主持人的身份，也是传媒者的身份，本身就有说服力。而我了解西方的媒体与西方的文化，我讲话会有针对性，比较让别人了解我们的想法。 杨澜关键词 央视·凤凰卫视 在中央电视台，我最大的受益之处是它让我成为全中国人都知道的名字。这种无形资产是其它电视台所不能给予的。所以至今我都对中央电视台很感激，而且央视是国家电视台，处于主导位置，做节目的定位会高，有深度，太花边的节目不会做。这对我的影响很大，现在阳光卫视也是在做比较严肃的节目，央视对我很有影响。 凤凰对我最好的影响是，我与香港媒体有了很多的接触机会，他们的专业精神、效率方面都做得比大陆的电视台好，其实他们的一般电视人收入并不高，有些还没有大陆高，但他们的敬业精神，对预算的敏感是大陆电视人所不能及的。大陆的机器是台里的，编缉机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用。但香港的编辑机时间也是算在预算里的，如果只给三个小时，我就不能做四个小时。 我对凤凰卫视的一些节目比较喜欢，他们想在大陆市场及香港市场找一个中间点，目前还很受欢迎，一些新闻的评论也做得很好。香港本地的电视台，我比较喜欢港台的一些节目，他们的杰出华人系列，实际上跟我们的节目相类似，因此我们也会有合作，大家一起制作或购买他们制作好的东西。那样的风格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上海·香港·美国 我的性格富有多元性，这与我在不同的城市住过有关。我父母都是上海人，很多人从我的外表上看是南方人，我有上海人细腻的地方。但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所以在北方也有人缘，他们觉得我很爽。我很外向，比较爽快。在美国生活过的经历，使我身上也有一点西方人的特点，比如我特别简单，不会考虑人事关系，比较直奔主题，不会拐弯，省掉了很多麻烦。三思而后行有时候很有好处，但有时候也会这也难那也难，很难做出决定，但我的思想很简单，想做就做了。面对压力，不会躲起来想好几年。香港我也住了三年，我对香港在商业社会里的务实态度很欣赏，有时候在北京的时候，出租车司机都在谈国是，香港人很实际，这个生意能做就做。我想由于呆的地方多，所以相对性格有几个城市的特点，因此我的思路不是从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而是从各个角度来看问题，这对我非常有好处。 电视·电影 拍电影我可不敢，因为不是我所熟悉的行业。电视有稳定的商业模型。而电影无论在香港还是大陆，都没有稳定的商业模型，好莱坞不是因为一个导演而做起来的，这次《卧虎藏龙》如果不是因为华纳做投资人，他们不会投那么多的广告，他们的广告投了差不多2000万美金，几乎超过了片子的投入，大陆谁做得起呀？好莱坞是一个金融的炒作，还有他的剧本与市场的分析是非常量化、非常具体的东西，我们都非常缺乏，觉得一个片子好了就去拍，你怎么知道观众要看？所以这是很难的，但电视产业相对比较稳定。电视会比较好，但电影很难。 先生吴征·夫妻档 吴征，阳光文化行政总裁。34岁，资深电视投资人；在美国获金融博士学位；在复旦大学获国际关系博士学位；曾任香港亚视总裁；现为美国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国际董事。 先生是个太个人化的问题。我与先生比较投缘，我们的背景也很像。我的父母都是老师，他的父母也都是教师，也都是上海人。因此有共同语言。他在国外呆的时间比我多一点，但我们基本上的生活习惯及思考上都有相通的地方。但我们也有不同的地方，他比我聪明，我比他有耐心。现在算是夫妻档。每一天的管理由他做。我只做节目的统筹策划等，但我也在慢慢学管理，他也在教我明白为什么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怎么样分配资源是合理的。 我在大陆有名，就有人说先生仗我的名，而先生在香港比我有名，又有人说我仗先生出名。别人的议论我并不太在乎，既然是公众人物，就要被人家说来说去，没有办法。我们两个人的志趣还是一致的，阳光卫视就是我们一起做的，过去我们都是各人做各人的事业，但这次将我们两个人的理想放在一起，没有谁依靠谁，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做件事，这是很难得的，很少有夫妻在一起做件事。 这件事单纯靠我们任合一个人都做不成。 管理·发展 从管理上来说，我不是管理者出生，因此我不会冒充很在行的样子来做管理，现在正常的业务管理都是我先生来做，我们在香港台湾的管理都有专门的人负责。我主要在频道的节目的创意方面，我们有一个艺术委员会，就是专门负责频道的按排，新的节目的策划，制作上的要求。这个方面我还是比较在行，我在这方面花的精力比较多，还有我自己的节目呀。但是拍广告不会是由我来管。 我觉得永远不能在假设的情况下分析事情，这次我采访韦尔奇，给我印象深的是，他母亲告诉他，永远要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一定要面对现实，永远不能按照你希望的现实是什么样的，按照你的希望去做事。股市跌了，有人说什么时候会反弹，心理上会出现波动。股市跌了我就按跌了做生意。我们也是根据目前的状态来做事，不会在假设。因为许多假设都是由政府来控制的，不能由我们来控制。我们按照现实来设计我们的发展。 希望 希望成为主题性节目的最佳内容提供商。两岸三地的最佳之一，因为还会有其它竞争者，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我们是先占领一个市场。去年我们购买的节目还在60-70%，慢慢地我们自己制作节目的能力要加强。刚才提到预算的问题，第一年由于某些原因，节目的单位成本要高于以第二年。现在制片人，控制预算、质量都有成型的，单位成本都比去年下降了很多。 杨澜简历： 杨澜，1968年生于北京。1986年至1990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1990年，杨澜在千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女主持人。 从1990年至1994年初，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节目受到大陆观众一致喜爱，创造了收视之冠的佳绩。她本人于1994年获得中国首届主持人“金话筒奖＂。 1996年初，杨澜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在《纽约时报》头版报道后，《新闻周刊》又大幅报道。1996年夏，杨澜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数次获得普利策奖的制片人莫利斯·莫米德共同制作导演了《2000年那一班》两小时纪录片，在哥伦比亚电视网晚7点黄金档向全美播出，创下了亚洲主持人进入美国主流媒体之先河，并获评论界好评。 在1996年，杨澜还被选入英国《大英百科全书世界名人录》。同年，她与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的《杨澜视线》节目成功发行全国52个省市电视台，收视率在各地文艺节目中均获得不俗成绩。 1997年4月，她应联合国副秘书长之邀，作为东亚唯一代表，出席了联合国世界媒体圆桌会议，11月又应邀出席联合国“97世界电视论坛＂。 1997年1月，杨澜散文集《凭海临风》出版，销量超过50万册。同年7月，杨澜被选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校董，成为这所美国长春藤名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董事。 1997年7月，杨澜回归电视业，加盟凤凰卫视中文台，并于1998年1月推出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自己既是制片也担任主持人，目前已有多名著名时事人物接受了她的采访，节目大受评论欢迎和赞赏。 1998年4月起开播的《百年吒咤风云录》中，杨澜担任主持，引领观众走入过去时光，重温100年来影响历史进程人和事。 1999年10月离开凤凰卫视中文台。 1999年2月被“AsiaWeek”评为泛亚地区20位社会与文化领袖之一。 2000年担任阳光文化影视公司董事局主席。 2001年元月被聘为北京2008年申奥形象大使。 他们眼里的杨澜、阳光卫视 徐小明（阳光卫视集团执行董事、行政总裁）在阳光卫视，她只不过是把过去的艺术与商业揉合在一起而已。从主持人到商人，要面对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压力，这都是一致的。另外，杨主席很清醒，周围团结了很多专家和能人。 许戈辉（凤凰卫视主持人）：其实杨澜没有离开电视行业。她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更大的空间，只是她生活、计划当中的一个步骤，所以并没有什么可惜的。 王长田（北京光电文化传播公司总裁）：阳光文化先期花巨资从国内外购进一些优秀的纪录片，其片库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而且，阳光文化加大了投资力度，自身的制作能力日益成熟，阳光文化确实有望成为世界上一流的传媒内容供应商，单就这一点来讲，阳光文化与‘网络时代，内容为王’的主流精神是相适应的。 丁俊杰（北广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阳光文化作为年轻新锐的外资媒体，本身具有资本实力雄厚、体制先进、专业人才充足等方面的优势，但其网络不全，客户不多，其节目也需要时间来让获得观众的认可。 采访手记 约了杨澜上午十点采访。十点钟杨澜准时出现在上海永嘉路一幢红黄相间的别墅里。这是阳光文化在上海的一个分部。但没有挂阳光文化的牌子，杨澜说这是私人活动的一个地方，另有办公地点在别处。租金保密。 别墅很大，据说解放前是荣毅仁家的房子。里面的装修亦颇有欧式气派，外面的一缕阳光轻轻地打进来，壁炉、油画以及美丽的杨澜共同构造成一种诗意的情怀。 杨澜一身淡黄色职业装。从年龄及容貌上来说，杨澜已不再年轻，毕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从职场经历来说，杨澜正是逐步迈向成功的花样年华。 杨澜坐在先生吴征的相片下接受采访。仍然是她的习惯姿态，跷着双腿，两手交叉在胸前，颇有一副成功职业女性的架势，而她言语中不时蹦出“我们是上市公司，因此数据不得不保密”之类的字眼。从这一点来说，她真的已经完全融入了企业家的角色中。 “以前我在做主持人的时候，便经常接受采访；而且我也经常对别人做采访，因此我知道应该说什么，应该不说什么”。杨澜快言快语。近两个小时的采访很快过去，采访者与被访者都很轻松，不象是严肃的财经对话，而象是两个熟悉的人在聊天，杨澜不断迸出的笑声调和了气氛。 “还有十分钟我要去赴另外一个约会。”她提醒我。在为她拍照的时候，杨澜说，“别看我当了这么多年主持人，但其实并不习惯拍照，不说话觉得很不自在。”但杨澜的笑还是很动人，令我想起当年她主持正大综艺的日子。 在临出门的那一刻，杨澜匆匆地对她的助理小姐说，今天是季羡林教授的生日，我亲笔写一份祝词，你替我传真给他老人家——季羡林是她曾经的一个采访对象。她的采访对象中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中国副总理钱其琛、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克朗凯特、澳门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国际传媒大亨梅铎、英特尔主席葛洛夫、著名作家查良庸…… 那些日子注定已经成为历史，就象这次采访亦已成为历史。但杨澜仍然记得他们，就像我会永远记得这次采访。 14680，这是我整理完采访录音后，电脑所统计出的字节。由于文章篇幅，杨澜尚有诸多精采的言论被忍痛割舍。 有时候，遗憾何尝不是一种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