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精神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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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铁志（北京） 中国传统文化有注重德治的优良传统，同时也有泛道德化的不良倾向。不论对什么人、什么事，都要拿道德的尺子量一量，把道德评价凌驾于法律评价、科学评价、实际工作评价之上，而且所评往往大而化之，缺乏量化概念。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至于怎样失节，为什么不能守身如玉，是道德堕落，还是逼良为娼，道德家才不管呢。这种评价标准，表面看去冠冕堂皇，实际上非常虚伪，非常做作，非常压抑人的真实个性。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不知有多少孤魂野鬼成了这种混账逻辑的牺牲品。 其实，人类社会除了道德标准以外，还有法律标准、制度标准、世俗标准等等。虽说它们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但谁也不能凌驾于谁之上，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非一把道德的尺子就能把什么都量了。如果道德能够包医百病，我们何必还提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呢。 泛道德化倾向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实际工作中只重“态度”，而轻“实绩”，并且常常将“态度”与“实绩”分割开来，对立起来，孤立评价。一个人可以工作成绩平平，但只要“经常加班加点”、“放弃节假日”、“带病坚持工作”，就一定是“好同志”。相反，一个人虽然才华出众、能力超群，但性情孤傲、特立独行，从不与同事打牌聊天，恐怕再出色也难有出头之日。前者“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成绩虽不突出但精神可嘉”；后者“虽然成绩突出，但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工作态度不 够端正，对领导和同事也不够尊重，能算一个好同志么”？ 在我们这个善于枪打出头鸟的环境中，群众宁要一个平庸的好人，而决不愿意要一个有个性、有能力的狂人。对于既没能力又没才华的人来说，“精神”和“态度”就是一切，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如此这般地对待别人。好态度可以消解平庸，坏态度能够抵消成绩。态度，成了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 问题在于，谁来评判别人的精神与态度是好是坏？以什么为标准？这种标准的内在合理性究竟何在？在一个具体的单位里，领导和同事当然都要看别人的工作态度，这种看，往往演化为看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群众固然也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但由于自身地位和身份的局限，还不能把轻慢自己的同事怎样。领导就不同了，他既然可以把“精神”和“态度”的标准一己化，也可以由此决定别人的命运。对我谦卑、按我的意志办事，再加上时不时的奉承谄媚，这样的工作态度还不够好么？这样的精神还不可嘉么？这样的同志还不是好同志么？ 这样的价值观念和评价机制，一方面造就了一批专门“吃态度饭”、“吃精神饭”的聪明人，他们可以平时藏奸耍滑，只要关键时刻善于表演“加班加点”、“带病坚持工作”等把戏就行了；另一方面，也为某些有权评 fef 价别人态度的人造成了“以态度谋私”的机会。 对于勤奋工作的同志，我从来都是心存敬意的，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加班加点也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努力避免陷入“以精神论英雄”、“以态度论英雄”的怪圈之中，好像世界上真有脱离实绩的所谓“态度”、有不顾结果的所谓“精神”似的。轻视实际工作中的科学评价机制、忽视评价中的量化标准，只看所谓“精神可嘉”，而全然不管实际效果怎样，只看“苦劳”，不计“功劳”，这是一种典型的以主观意志代替科学评价的形而上学做法。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相适应的思想道德和评价机制过程中，这种观念该改一改了。 前不久，上海市公安局在全市四万干警中推出“今天我休息”的举措，鼓励干警在完成工作的前提下也完成法定休假。同时明确提出：不再以放弃休息的工作方式作为评选上海公安系统先进的标准，各级领导有责任促使下属完全休假，没有达到目标者，不能评选先进单位。这种做法，既是对干警身心健康的切实关爱，也是带头依法治国、按制度办事、建立现代工作观念和工作方式的有益尝试。相信上海市公安局的做法应该对兄弟单位不无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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